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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仲将自己的心得写在一块布上,命人前往邹国,送到孟子手中,希望后者能点评指点一番。

十月十一日,在蒙仲手下担任「两司马」的蒙虎,偷偷告诉蒙仲一件事,即昨日又有几名滕人因为袭击宋军士卒而遭处死,并且,这几名“犯人”的尸体还被游街示众,但凡抓到与其相关联的滕人,皆一并被宋军处死。

听了这些,蒙仲唏嘘不已。

他认为,这就是宋王偃施行不义的战争所带来的恶果:尽管攻取了滕国,却无法征服滕人的心,除非滕人个个窝囊,否则,似这种报复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杜绝。

心有所感的蒙仲,再次将所见所闻写在了布上,命人送到邹国的孟子手中。

十月十五日到十八日,孟子前后给蒙仲写了两封回信。

第一封回信,即是对蒙仲所感悟的“仁战”的思想,孟子对此大加赞赏,并且孟子在信中写道,昔日商汤灭夏、周武灭商,两者都是“以弱小挑战强大”,但为何最终都能取胜胜利?就在于天下人的支持——这即孟子的「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」思想。

并且,孟子还在信中告诉蒙仲,滕国之所以失败,不是因为别的原因,只是因为滕国国小,倘若滕国也能像宋国这般强大,宋国还能覆亡滕国么?这是断无可能的!

蒙仲仔细想了想,觉得孟子的话很正确。

因为他想起两年前,也就是他兄长蒙伯那一批士卒战死于滕国的时候,他家族内的族人对于这场仗就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抵制,反观滕人呢,在滕弘、滕虎、滕耆、滕昊父子四人的带领下,一直坚持着抵挡宋军,滕人的损失比宋军的损失只多不少,可即便如此,仍有滕人愿意为了国家、为了其君主而死。

这岂非就是“仁义”给君主带来的么?

而在孟子的第二封回信中,他则阐述了“义战”与“非义战”两者的区别。

春秋无义战么?

其实是有的,远的不说,就说「剔成君逐宋辟公而自立为君」,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仁义的。

与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不同,孟子坚持他「民为贵、社稷次之、君为轻」的观念,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,虽然民应当拥护君主,但倘若君主昏昧无道,也可以推翻他,另令贤明的君主。

看到这里,蒙仲终于明白孟子的思想为何不被齐、魏两国所接受了。

不得不说,孟子在儒家传承中也确实属于另类。

而在信的最后,孟子又告诉蒙仲,眼下宋滕的矛盾,只能用仁义来慢慢消除,具体的方式,即优待滕人,给予后者更多的恩惠,切勿再做杀戮,这样一来,若干年之后,滕人就会慢慢淡忘对宋国的仇恨;反之,若宋王偃区别对待宋滕两国的国人,使滕人旧仇未消再添新恨,就迟早会爆发祸事。

蒙仲深以为然,便带着孟子的书信去见义兄惠盎。

没想到还没走出兵帐,蒙虎就急匆匆地跑来,气喘吁吁地对他说了一桩大事:宋王偃下令王师士卒屠戳了百余名滕人。

在经过询问后,蒙仲这才了解,原来就在半日前,宋国的臣子唐鞅,亲自押送着一批粮草与辎重,前来犒赏前线的军队,结果,竟有若干假装顺从的滕人,在替宋郡搬运粮草之际,将一仓的粮草烧掉了。

宋王偃因此勃然大怒,当即派人在城内抓捕那约二十几名滕人的亲眷、朋友,最后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总共抓到百余人,全部将其处死,将尸体悬在城内竖起的木桩上,以警告城内的滕人。

『不知义兄可知此事?』

蒙仲暗自想道。

后来才知道,待这件事发生之后,惠盎便坐着战车,满脸阴沉地从滕城的子城返回城郭。原来,惠盎也是刚刚听说此事,因此急急忙忙前来城郭内的宋军帅帐,劝说宋王偃收回王命——那百余名滕人已经杀了,早已经救不回来了,但将其尸首悬在城内的木柱上,这未免太残忍了。

后来蒙仲又听说,因为这件事,宋王偃与惠盎闹得很不愉快。

十一月前后,在宋国担任军司马的「戴不胜」、「戴盈之」二人,被宋王偃招到了滕城,想来是为了针对谋取薛邑一事做准备。

宋王偃在滕侯的宫殿宴请了这两位军司马,以及另外一位军司马景敾,还有惠盎、唐鞅几人,蒙仲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,竟也受到了邀请。

在宴会中,当宋王偃提到攻取薛邑时,惠盎坚决反对。

惠盎认为,宋国刚刚覆亡宋国,理当缓一缓再进攻齐国的薛邑。

但宋王偃则坚持应该趁着兵锋正盛,对薛邑发动进攻。

二人越争论越激烈,尤其是当惠盎举例滕地还有诸多后患没有解除的时候,宋王偃气地竟然拔出了利剑。

然而惠盎虽浑然不惧,目视着宋王偃。

看到这一幕,纵使是蒙仲亦心惊胆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