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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敢拿,高逸平也不敢让他拿,这就是一个尴尬的局面。

如果今年的利润达到500万,他名下的承包款会达到100万,届时他又当如何做呢?

如果他不管不顾地拿了这笔钱,估计半个沧塘县的人都会得红眼病,各种举报信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淹死。但如果他不拿这笔钱,原来的承包协议就成了一个笑话了。

“依古处长的看法,我是应当和厂里重新签一个协议吗?”高凡试探着问道。

古坤全摇摇头,然后故作矜持地沉默了半分钟,这才说道:“我的建议是,让沧化科贸独立出来,成立一家股份制公司,明确规定国家、集体、个人所占的股份,赚了钱,按股分红。”

“股份制公司?”高凡一愣,“咱们现在已经允许搞股份制公司了吗?”

其实,刚才那会古坤全已经在与高凡讨论股权比例的问题了,但高凡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提法,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股权分配上了。现在听古坤全说出股份制公司这样的概念,高凡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了政策是不是允许这个问题上。

古坤全神情严肃地说:“合股经营这种方式,其实政策上一直都没有禁止过。前些年只是因为大家思想比较僵化,所以不太敢去碰这个问题。这两年,中央提倡要解放思想,外省市已经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尝试搞职工入股,或者全民与集体联营的方式,其实就是股份制经营了。

“我给你举个例子:去年,东北有一个地方的供销社支持三名退休干部带领33名职工子弟,创办了一家股份公司,规定每股100元,共筹集了近3万元的资金,开办了饭店、杂货店和一家化工厂,目前经营情况都很好。

“这个事情是登了报的,你想想看,报纸上都登出来的事情,还能有什么错吗?”

“还有这样的事情?”高凡算是开了眼界了。他还以为股份制经营这样的方式,怎么也得过上好几年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呢。

80年代初的中国,是典型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国家的政策走向不明朗,只是鼓励各地解放思想。一开始,基层还有些战战兢兢,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,哪些事情不能做。待到发现那些敢于越过雷池的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,反而得到了报纸的承认,大家的胆子便大了起来,各种各样的创新就纷纷冒出来了。

多年后,经济学者回顾这段时间的经济政策,往往会感慨实践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。许多理论界觉得还存在疑问的做法,在基层已经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,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与教训,成为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制订的依据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“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”这么一句亦褒亦贬的俗语开始为人们所接受。

这就是后世所说的:
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,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

当然,身处局中的高凡没有这么多酸熘熘的感慨,他只需要管好自己眼前的事情就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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