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5章 谈兵 (2 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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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环庆路经略使是章楶章质夫,熙河路经略使是范纯粹范德孺。”秦观刚说完这个回答,瞬间自己的心里便已经有了答案:这两名经略,章楶是新党,是强硬的主战派,而范纯粹却是旧党,主张和谈的保守派。
为此,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
而胡衍因为不太了解这些官员的背景,而有点莫名其妙,只能看看秦刚再看看秦观。
“徐之你觉得,此事可有解?”秦观想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问道。
“开放生产市场,”秦刚显然心中早有答案,“除了高邮的水泥会社之后,鼓励边境地区的商人农民,去进行水泥生产。而官府与军队,只需要向他们下订单采购,事后按标准检查质量,质量优秀者奖励,粗制滥造者惩罚。水泥的质量,自然会得到保证。”
“但是水泥却是军国利器,开放民间生产,尤其是在边境地区,如果被敌方偷学而去……”
“我大宋的军国利器被偷学的还少么?”秦刚不以为然地说道,“而技术领先只是其一,其二还须看整体实力。西夏人当年发明了神臂弓,但我大宋只要学来,无论生产质量、装备数量,都可远压西酋,这便反而成了我们的优势。并且,无论北辽、还是西夏,都以骑射攻击为主,我大宋之兵更擅城防守战,水泥此物之推广,即使敌军学去,也无甚担忧。”
“也是。我听闻章质夫在环庆路推行的‘筑垒浅攻’之策,所得水泥之助甚多。”秦观对此观点甚同,“先有坚垒,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,再辅浅攻,令敌酋不胜其扰。其实这一思路最早源自于范文正公的‘浅攻进筑’之策,只可惜范德孺身为其子,却对此视而不见,累及河湟开边之利,近乎丧失殆尽。”
“原来老师也对宋夏之战如此关心?”
“当年我在蔡州,原绥德大将高永亨就知蔡州钤辖,常与我引西北战事而谈。西夏自我皇宋立朝以来,便为癣疥,本当速治,久拖便成恶疾。而今章质夫所持之策,虽取自范文正公所提‘浅攻进筑’,但垒在前、攻在后,所累者,无非元佑时的保守退让之策之害也。”
秦观说完此话,见秦刚的惊讶神情,但微笑道:“你又非今日才知,吾与恩师皆非‘党同伐异’之人,哪怕是旧党提出的有利国强兵之策,当留之用之,而吾派中人若有如范德孺之错昏之着者,更当鄙之弃之。”
秦刚初听到秦观在言语中批判“旧党”的话,一时竟有点错乱,后来仔细在心里盘念了好久后,方才大悟:其实在元佑年间,翻身执政的司马光、范纯仁以及苏辙等人,恰恰认为自己才是新党,而他们所要攻击、反对的王安石、蔡确及章惇等人,便就是他们眼中的元丰旧党。
而这种称法,还是苏辙率先提出的【详见本章末注】。
不过,不管怎么称呼,秦观这种承自苏轼的“不论党派所别,一切服务于实际”的观点,乃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中难得的清醒,但其不但被对手所敌视,更是难得自己人的认同。这便是苏门众人的历史悲剧所在。
秦刚正好接其话题说下去:“昔日神宗五路伐夏,若非所托非人,银、夏、盐、兰、灵各州皆可收复,横山又可在手,稍花几年时间巩固之后,西夏之患便可一举而解。”
的确,这场战役里的种谔、刘昌祚,甚至包括两个宦官李宪与王中正的前半段战绩都相当不错,但最终却因为争功的高遵裕而兵败灵州。在此之后的永乐城一战中,又因无知自大的徐禧,将熙丰年间的所有对夏军事优势而损失殆尽。所以这段历史中“一将无能累三军”的观点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。
秦观却摇头说道:“兵者,将帅乃手臂,若有良选便得驱使得当;而谋主为灵魂,看得清形势方能谋定而后动。西夏小弱却尚武,国贫却好战。如一昧强攻,易激其凶残本性,多作困兽之斗,此为五路伐夏之弊端;但若无攻而固守,却又于敌前而示弱,坐地而被动挨打,此为永乐城失陷之根本。所以,对夏之战,浅攻为根本,我大宋幅地万里,兵甲数百万,可多地联动,车轮浅攻。这样既无伤我筋骨,但可断酋之积蓄养生。久之,西夏内部贵族之争利、民族之矛盾,必将累生倾轧、彼此失和。然后,边境之地,当屯田修仓,筑垒渐进。如此之下,纵有一两边帅指挥失当,无非进程稍滞,而西患之解则无远忧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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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观的这些对夏的战略观点,其实早已零散写于他在元丰年间的五十篇策论中的一些相关文章里。
秦刚听得有点惭愧,因为这些策论都是他曾经认真研读过的,只是当时多限于揣摩其行文技巧、用语精妙。却并没有对其整体的军事分析有过太多的认真思考。
北宋朝堂的对夏战略,一直是游走于轻视与忽视的首鼠两端:
轻视者无知于宋军的积弊以及夏军之顽强,总是幻想着集百万大军之雷霆一击,从而收复汉唐故地,实现皇宋之泱泱功绩。
而忽视者则无视于党项人的贪婪与窥视中原之野心,总以息兵止弋,以德服人的腐儒之由,对外软弱求和、对内鼓吹马放南山。
也正是在一帮元佑主和派的固执推行下,元佑初期,将熙丰北伐最终残留的最后一点战果,即米脂等四寨拱手交还给了西夏。但换来的,却是西夏发自内心的蔑视与不可阻止的狼子野心。
自元佑以来,宋夏边境的战火,就一直没有真正平息过。若是没有章楶打“固守”旗号的“浅攻”之力的威慑,环庆一线的防线,大概都要陆续崩败,而河湟开边的成果也将丧失殆尽。
秦刚这时才发现,谈论边境军事之时,秦观的全身上下,似乎绽放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,有曾经年少时的青春锐气、有人至中年时的睿智察力、还有始终未减的豪情壮志,三种无法遏制的情怀,跃然于一句句言语中,使人不禁眼前开始恍惚:
这还是那个“山抹微云”的华采词人,还是那个歌颂“金风玉露”的多情才子么?
“不过,如果需要朝廷来征召老师去征战沙场的时候,那样的时局,不知道是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。”秦刚以此开玩笑道。
“孙子有云:‘兵者,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,用而示之不用’。虽讲的是战时的计策之道,但也可以引述为治国之战略之道。如若我大宋天下之读书人,都可懂兵、知兵而不必为之用兵,则势可震慑四方宵小、伐可平定天下纷争。”秦观以此说道。
秦刚才知,自己小看了老师的军事视野。
三人一直谈到晚饭之前。
原本在扬州做了一段生意的胡衍,在来京城之前,都感觉自己与大哥的差距已经拉近了不少,不过在这一轮的聊天中,他又再次悲哀地发现:距离更远了。
注:苏辙的《颍滨遗老传》写:“自元佑初,革新庶政,至是五年矣。一时人心已定,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,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。”此为史载对于北宋党争中最早的“旧党”一说,其实指的反而是新党。而最早用新旧两党来特称北宋士大夫派别的语例,要到清人陈绍箕的《鉴古斋日记》所记:“苏东坡言于神宗曰……太急则反不能治矣。听言太广,则新党、旧党将争哄于廷,言哤政杂,无所适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