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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初入乌勒吉村的时候,我曾拿着我的方案,挨家挨户上门劝他们同意施工。

“我们一定会把房子盖好的!到时候整个村子大变样!”

“明年你们就能住上又亮堂又暖和的房子!”

“各位叔叔婶婶绝对不会吃一点的亏!”

“我保证!”

我大概说了几千几万句“我保证”,嘴唇都泛着白沫。

他们从一开始的敌视、怀疑,到最后比划着,硬塞给我一杯纯正的蒙古奶茶。

我保证过的,我不能说话不算数。

“不是‘你保证’”程厦冷静道:“是你背后的公司保证,换个人没有任何区别。”

我道:“当然有区别,不同的项目经理风格不同,效率不同,对图纸的理解也不同。”我道:“而且,这是我自己的方案,凭什么拱手让人?”

“所以说白了,你还是想争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一时间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,服务员上了两份牛排,热腾腾雾气扑面而来、带着一种让人垂涎欲滴的香味。

其实还有一件事,我没能说出口。

巴特其实给我打了个电话,他说领导们对我印象深刻,如果我愿意继续做这个项目,他会帮我争取保住这个合同。

“你们公司说,你和赵总都会离开这个项目,赵总不提了。你绝对是最好的人选。”那个蒙古大汉在电话里长长地叹气:“这里太穷了。穷到做一点事,都特别特别的难。”

他给我讲了他大学毕业,没有留在北京,呼和浩特,而是来到了一个最偏僻的嘎查,他倒没想着大刀阔斧的让家乡改头换面,县里穷,就是想为家乡做一点事。

—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天真。

“只有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,才知道一点好的改变,对他们来讲有多重要。”

可是做一点事,万重的阻力顷刻而至,久了,也就算了,反正大家糊弄糊弄也都能活着。

不过是一些老人佝偻着的身躯,和孩子蒙昧麻木的眼神而已,一代一代,都是如此。

“那种感觉你懂吗?”

我只觉得有什么经年累月的陈年旧伤,钝钝地痛起来。

我怎么能不懂呢?

我出生在一个都是废品的家里,我也不想毕业就进厂,我也不想别人又是大学又是出国,前程万里,我的命运就是年龄到了去嫁人,然后重复我的命运。

可是每次想改变一点,都换骨洗髓般艰难,而向下堕落和保持现状,却是轻而易举。

“这个项目如果给一些本地的施工单位,八成就是偷工减料,随随便便的搞完。”巴特说:“不会有人像你这么较真,这么一丝不茍的施工,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人选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,我终于明白,为什么我明明知道留在这里是更好的选择,却一直犹豫。

改变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,是很难的,需要无数个人、无数个微小的改变。

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放弃了。

还指望什么样的人能为穷人做事呢?

那些像程厦一样,出身良好的人么?

大家都会选择更好的东堤,更舒服的环境,那么金钱、资源、一切美好的东西,都继续流向那些不缺钱的地方。

穷者恒穷,那么像哈日娜这样的姑娘怎么办呢?谁会为她的世界打开一条缝隙呢?

这些我没法讲给程厦听。

讲了,他也不会懂。

我只能用最浅显易懂的话告诉他:“我要项目奖金,我要升职,我的辛苦一分钱也不能便宜了旁人。”

我们的沉默中,隔壁餐桌的小孩摇头晃脑的唱着闽南语歌:

“其实做人一世人啊快活无几工啊

一条大路做两爿啊

乞伊卜行底爿啊

毋惊毋惊就毋惊

我是后生仔

风大雨大日头大

我就是敢打拼。”

程厦终于开口,他问:“那我怎么办?”

我愣了一下,才意识到这句话他曾经问过,七年前,肯尼亚呼啸的夜风和这句话,同时灌入我心里。

“你继续工作啊,两年这个项目就做完了。”

程厦低头笑了一下:“你还这样,随时就可以把我抛下。”

“我没有要把你抛下,一有假期我就会回来,不是这个项目我也要出差,也要在工地住很久。”我道:“如果我们在一起,你得习惯这个。”

“是啊!”程厦叹息,道:“吃吧,别浪费了。”

我带着一肚子忐忑不安来,我以为他会跟我吵架,或是像上次一样发疯。

可是没有,大概将近一年的治疗有了效果,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这件事。

我们讨论着过年,假期安排,各自坑比领导,气氛非常和谐热烈。

程厦坐在我对面,那件黑色外套搭在椅背后,白色的衬衫挺括干净,西餐厅的光影交错间,他看起来就像某个英国老电影里,英俊的男主角。

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样子,无论是当年,还是现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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