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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经法会召开之时,雍、兖、司、梁四州的赈灾便已开始,高僧在襄阳宣扬佛法,有钱人变得乐善好施,便连普通百姓家有余粮也舍出一些赈济南方逃难来的灾民。

刺史杨安玄是佛子转世,前来救护众生的传言越传越广,毕竟佛祖梦中所授的《心经》不少人都学会了,有事没事念诵几遍,高僧都说了常诵心经可修心静性,得诸佛菩萨护佑。

佛寺的香火变得鼎盛起来,孔鲜专门找到杨安玄抱怨,百姓人家礼佛太甚,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境变得艰难起来,不少孩童因此辍学。

看来凡事有利有弊,杨安玄在佛教身上薅羊毛的同时也助长了佛教的兴盛,这对于推广儒学无疑不利。

佛教在晋、秦、魏等国兴盛,晋朝自琅琊王以下的文武大臣信奉佛教的不在少数,门阀士族设有家庙,像王慧龙被僧彬所救,僧彬就是王家供奉的家僧。

今年六月,狮子国国主派使者渡海送来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,历时十年,天子下旨将玉佛供奉在瓦官寺,琅琊王和武陵王亲自上香礼拜,京中权贵、百姓前去拜佛的不计其数。

秦国姚兴笃信佛教,才会迎鸠摩罗什至长安译经,在国内兴建佛塔寺院,带动满朝文武和举国百姓信佛。

魏主拓跋珪信的比较杂,佛、道、巫都信,与燕争战对佛寺、道门都保持敬重,秋毫不犯。

迁都平城之后,僧法果求见拓跋珪,

称其为“当今如来”,沙门宜应尽礼致拜,非拜天子而是拜佛。

这种说法让臣民将皇帝上升为佛陀,有利于统治,拓跋珪下诏命法果为沙门统,兴建五级佛浮图,筑大殿、讲堂、禅堂,让法果招收僧众。

杨安玄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,是因为天下大乱,上至君主权贵,下至普通百姓都遭受到无穷的苦难,都希望能在痛苦中寻找寄托和安宁,佛教出世的主张很快与玄学一起被门阀士族所接受。

任由佛教不加约束地发展不利于自身需要,杨安玄想起道安大师在襄阳修造时曾根据汉时僧制拟定过“僧尼规范”(1),称“德为物宗,学兼三藏”。

道安大师所制僧尼规范、佛法宪章共有三条:一曰行香定座、上经上讲之法;二曰常日六时行道、饮食、唱时法;三曰布萨、差使、悔过等法,天下寺舍皆遵照此三条施行。

这三条规范是纲领性的基础,杨安玄觉得针对襄阳的情形有必要对佛门提出更为深入的规定。虽然他被人传为佛子转世,但在佛教之中的地位显然不够,东晋佛门举足轻重的人物莫过于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是道安大师的弟子,他又是慧远大师的俗家弟子,请慧远大师制定规范佛门行径的制度是可行的。

桓玄任太尉时,曾对佛门结交权贵、竞其奢淫、与民争利颇为不满,有意裁抑佛门,命沙门向王者致敬。慧远大师作《

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与桓玄争辩,最终桓玄折服同意沙门不敬帝王。

后来桓玄建立楚王朝,下旨限制佛教,澄清僧尼,但对慧远大师所在的庐山僧众表现出敬意,“唯庐山道德所居,不在搜简之例”。

慧远大师致信桓玄,《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》中称并不反对国家政权来澄清僧尼,表示可以通过内部整顿、制定完善的僧制、加强佛教自身解决佛教世俗化的现象。

桓玄称帝不过七十余日,这场针对佛门的清顿不了了之,但慧远大师提出的《法社节度》、《外寺僧节度》、《节度序》、《比丘尼节度》等佛门僧制却影响深远,意义重大,得到南北僧俗的尊崇。姚兴得知慧远大师所制的僧团规制后,在设立僧官的诏书中将慧远大师的僧制作为秦国整顿僧尼的规制。

杨安玄要借重慧远大师的规制,对雍、司等州敬佛现象进行引导和约束,让佛教传播不至于影响推广儒教,侵夺百姓的财富,影响生产。

在信中杨安玄请慧远大师将僧团规制赠送他一份,作为雍、司等地僧侣的行为标准,对借佛门敛财乱纪的僧尼加以淘汰,系之国法。

寄出信已是十二月二十日,眼看一年又要过去了。看着堂外飞雪,杨安玄有些感慨时光如梭,从穿越而来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,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娶妻生子,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。有了许多难以割舍的牵

挂,若是有机会让他回去从前,估计也不见得会回返了。

丁全面色凝重地走进大堂,站在堂前抖落身上的积雪,大踏步上前施礼,将手中谍报呈上。

杨安玄看过后惊问道:“应浩自十一月中旬离开棠溪就没有回去,都过去一个月了为何现在才禀报?”

“卑职也是刚收到棠溪暗卫的禀报,发觉事情不妙立刻前来奏报。”丁全咬牙禀道。自暗卫成立以来,立下不少功劳,杨安玄对他和黄富非常满意,擢升两人为五品振远将军。

棠溪派有五名暗卫,都是他的手下,此次呈报不及时,出了大漏子让丁全感觉颜面无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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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安玄将谍报扫看一遍后,将谍报掷在案上,怒道:“愚再三交代,铁矿是重中之重,稍有动静要立时禀报,你是干什么吃的。”

王镇恶从案上取过谍报看罢,道:“中书侍郎应洪返乡祭扫,应旭的族长之位被应琨所代,事物反常必有妖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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