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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崔君。”京泽无奈,只能反问。“从汉室正统而言,除了天子与尚在襁褓的皇长子外,已经并无他人可承袭,难道非要誓死抵抗,弄得汉室绝后才行吗?而且,天子终究只是一个少年,一直到现在才十八而已,为什么一定要他如何如何激烈呢?”

“那汉臣呢?”崔琰不免再问。“汉家养士四百年……”

“八成都死在灵帝初平年间了。”出乎预料,京泽依旧和气。“我舅父便是那时死的。然后董袁之乱、西迁之事、东狩之事,迁延至此,还能剩下几个汉臣?若崔君是指执金吾(李邵)与太尉(刘表),不如早早休了这个心思……执金吾之所以消失不见,不是去准备什么去了,而是其人之前便准备劫持天子降服求生,去寻我商议时被我扣押在三江口;太傅更是早早预备下了去丹阳的船只,准备即刻渡江去寻陶徐州,俨然是借后者的面子与士威彦入洛的机会,求个安生。”

崔琰沉默一时,他下午刚从刘表那里来,如何不知呢?

“崔君还有什么想问的吗?”京泽疲惫至极,只想早些结束。

崔季珪缓缓摇头:“没有了……其实乱世如江河,人人争渡,我等一开始便碍于眼界乘错了船,为天下大势所弃,那到此时还能有什么可求的呢?唯望足下保重。”

言罢,其人直接行礼告辞,倒也没有失去风度。

京泽不以为意,转身自去休息。而等到第二日一早,其人便立即出发,准备从城南江畔渡口处往归三江口。

然而刚到江畔,渡口军官便带着一名老仆求见,据军官说,昨夜深夜时分,有一个叫崔琰之人持了太尉文书,往渡口处借了一艘小舟,本以为他是要乘船逃窜,结果此人独自行船到江心,只在勾月之下饮了一壶酒,然后便直接跳江而去,不见尸首……唯独上舟前其人曾言,若今日京车骑至此,务必要让他的家仆代他谢一谢才行。

京泽闻言,居然没有意外,只是平静招呼崔琰那名老仆上前:“老丈,你家主人有何言语?”

“回禀车骑将军。”毕竟是崔琰随身多年的仆从,说话居然有条不紊。“我家主人只有两言,一则谢过车骑将军多次诚心照顾;二则,是要老朽转告将军,他不愿意降,不是因为对燕公心怀耿耿,也不是担心燕公会容不下他,而是离开北面太久,将来燕国的天下他这等旧时士人,着实不知该以何等身份立足……而他今日投江,也不是什么殉死之意,乃是乱世如渡河,着实辛苦,临到江畔,虽然也可苟且,却已然力尽,着实不愿再走罢了。”

京泽终于动容。

江水东行不止,这位大汉车骑将军立于江畔,久久不语,而等到回过神来却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,而眼见着身前崔氏老仆仍在俯首相对,其人不由恳切相询:“老者可有去处?”

“车骑将军无须为老朽劳心。”崔氏老仆缓缓而对。“仆虽区区孑然一人,可北面崔氏尚在,且在城中静待,等此地战事平息,自可收拾主人遗物,往归清河老家。”

京泽即刻颔首,却是兀自上船去了。

而等到他乘船逆流而上,往归三江口,更是有条不紊,先是给韩锐写了信,让袁皇后随身携带,并亲自送后者带着一个假子顺江而下与天子汇合。随即,又唤来自己妻子袁氏,带着包括那皇子,也就是吕布遗腹子在内的十几个孤儿一起,携带一封写给故友杜畿的书信往北面安陆方向而去——他知道徐公明为人谨慎,又是个军纪极严之人,再加上这封给杜畿的书信,自己妻子还有那群收养的孤儿在彼处绝不会出错。

等到一切妥当,其人又等了三日,约莫着妻子、天子一行人都已经来不及追索,这才发信给上游沙羡韩义公处,让后者顺江而下,来接管汉室朝廷的最后一支兵马。

而信函发出以后,当日晚间,京有喜复又释放了执金吾李邵,将兵符军令一应委之,然后仿效崔琰那般,行船江心,饮酒之后,从容着甲投江,一去不回。

没有与李邵促膝长谈,不是对方不配什么的,而是没必要。

至于寻死的理由嘛,太多太多了……譬如之前为了那个孩子对汉室、对燕国的双重负罪感;譬如做了这么久的间谍,回去坦露身份只会成为史书笑柄;譬如想用自己的死换来燕公对小天子与‘皇子’的饶恕,这点京泽相信公孙珣一定会懂,也一定会同意。

但是,这些理由也都不是理由,真要腆着脸活下去,还是能活的。最主要的一个理由,却还是崔琰说的更透彻一些——人生如行路,而乱世却更艰难,宛如负重渡河。

而所负的道德、伦理、利益、价值、性命、人心、功业,这些东西对于天赋并不是很出色、性格也有些幼稚的京泽而言未免太过沉重了,而他偏偏不自量力,想要多负多得。

故此,行至于此,哪怕对岸就在眼前,他也已经疲惫不堪了。

正所谓:行百里者半九十,负重渡河者多溺于岸旁。

……

“臣松之案,及汉末,杨彪、京泽负汉室之任,河北全覆而走之中原,中原全覆则走之江夏,江夏不存则出帝而降自死于江水。后人或笑二者迂拙,皆徒劳亡于三江口。不知时局至此,已万无可存之理,杨、京二忠,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。俗语有云: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,不亦可乎?”——《典略》·燕·裴松之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