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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孟子也不是一开始就是“亚圣”的。

最早的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,儒家成为当世唯一显学,但在汉中期至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孟子和荀子的地位都差不多,所谓“孟荀并号”,某些时候甚至比荀子地位还低。

孟子的儒学地位转折始于唐朝中期,韩愈算是认知孟子理论学说的“第一个贵人”。

韩愈在《原道》中说先王之教:“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”

相当于把孟子视为孔子的传人,变相意味着孟子地位仅次于孔子。

而韩愈之所以写《原道》,原因就是“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”

韩愈反对他所认为的所有异端学说,欲弘扬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”的先王之教,就需要利用孟子的思想学派,他在确认孟子是儒学正宗传承人的基础上,对孟子学派大力推崇发扬。

而孟子地位提升的第二个“功臣”来自于王安石变法,王安石变法的其中一件要事,就是给孟子授号封爵,以此来提高孟子的政治地位。

至熙宁变法四年,《孟子》被列入北宋科举考试科目。

元丰六年,孟子又被封为邹国公,第二年更是被批准配享孔庙。

当然,王安石推崇孟子,同样也是为了利于推行改革。

改革需要器量与气魄,而孟子学派偏偏就有这样的气魄。

“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——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
而且,孟子同样也为王安石变法,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。

“执中无权,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,为其贼道也,举一而废百也。”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上》

王安石通过继承孟子的“权变”思想,进而提出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惊世骇言,从而强硬的驳斥当世传统儒生反对变法的政治舆论。

孟子在儒家的地位转变,并最终形成“孔孟”的最后一把推手则来自朱熹。

南宋孝宗(那位最有作为、也最有骨气的南宋皇帝)时期,朱熹把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编为“四书”,使孟子与孔子、曾子、子思平起平坐,实际地位甚至超越了“五经”。

朱熹重视孟子,主要是为了“反和主战”,即主张“修政事、攘夷狄”,“徐起而图之”的解决金国外患。

“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,而死于安乐也。”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——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
正因为孟子的这两句名言,朱熹觉得其跟《论语》一样,都是“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”。

能“日用”,那就能够解决现实问题,也可以用于解决南宋面临的内忧外患。

作为理学大成的朱熹为《孟子》批注:“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!”

到了元朝理学大兴,虽然改的乱七八糟,跟朱熹几乎没什么关系了,但朱熹的这句评价还是被继承下来。

孟子被元朝封为亚圣公,成为孔庙从祀“四配”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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