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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九年的四月,春光正好。

一支两千人规模的庞大车队,在万众瞩目之下驶出了灞桥,在这个自古以来便是送别之地的著名驿站,队伍在桥头一分为三。

一队是由吴王李恪亲领的三百北衙禁军,他们簇拥着十几辆核心的四轮马车,继续沿着官道前行。

队是程处默和尉迟宝林率领的千余名左领军卫和玄甲军,他们脱离主队,分别在南北方向绕行而去,把队伍夹在中间,且始终与主队保持着两里左右的距离,像是一支恰好同路调防的友军。

他们接到的命令很简单:不主动靠近,不发生接触,但如果核心车队遇袭,必须在半刻钟之内抵达战场。

而第三队,则是由数十名身穿寻常士子服饰的年轻人组成,他们在灞桥边与主队分道扬镳,三三两两地散入了关中平原的阡陌之间。

马周骑在马上,看着这些一同经过魏征“魔鬼训练”的御史台和都察院的年轻官员们,心中豪情万丈。

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。

“诸位同僚,殿下有令,我等先行一步,深入民间,探访民情,五日之后,于潼关汇合。”

“记住殿下的话,此行,我等只带耳朵和眼睛,多听,多看,多记。”

“若非遇到地方官吏草菅人命,荼毒百姓之紧急情况,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。”

“若真遇此事,可持此令牌,先斩后奏,出了任何事,总理大臣与政务院,自会为我等撑腰!”

他高高举起一块刻着“政务院”三字的腰牌,语气铿锵。

这是李越作为政务院总理大臣,第一次将权力下放到如此基层的官员手中。

这既是信任,也是考验。

在大唐官场的传统认知里,宰相的权力虽大,但更多体现在对朝政的决策和对官员的任免上。

像李越这样,将直属于中央的监察权力,直接赋予一群低阶官员,并许诺“先斩后奏”,其权力之大,已经隐隐超过了汉之丞相,更像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机器所有权柄的现代政府首脑。

“我等谨遵总理大臣令!”

数十名年轻的“士子”齐齐躬身,然后散入四方。

与此同时,另一队同样身着便服,但气质明显更加冷峻的人马,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主队。

他们是廉政公署的人。

他们的领队,是魏征的爱徒,出身范阳卢氏远支的卢平。

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,只是对着李越的马车方向,远远地行了一礼,便带着他的人,消失在了官道旁的密林之中。

廉政公署的设立,是李越对大唐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。

它的存在,既是李越为了分权,避免自己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而招致猜忌,也是为了在政务院的行政体系和都察院的监察体系之外,再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这把剑既能斩向贪官污吏,也能在必要的时候对准政务院本身。

这已经成为了叔侄俩无言的默契。

车队内的气氛,在经过灞桥之后,变得轻松了起来。

李越下令,所有人脱下官服,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商贾服饰。

他自己穿了一身江南丝绸做的员外袍,手里拿了一把骨扇,看起来像个游山玩水的富家翁。

而豫王妃郑丽婉,则换上了一身素雅的襦裙,头上只插了一根简单的玉簪,宛如商队掌柜的家眷。

太子李承乾,也换上了普通的士子服,他坐在车窗边,好奇地看着外面关中平原的春色。

吴王李恪,则是一身劲装,腰间配着长刀,扮作了商队的护卫头领。

就连政务院知事温彦博,这位六十多岁的老臣,也脱下了紫袍,换上了一身青布长衫,手里拿着一本账册,扮作了账房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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