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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:看着不像好人的,就是看着不像好人的。至于什么是“看着不像好人”,你自己判断。判断错了怎么办?错了就错了。革命不怕错,怕的是不敢革命。

这句话是李宇轩说的。他原话是这么讲的: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革命是暴动。暴动就会伤及无辜。伤了无辜怎么办?伤了就伤了。等革命成功了,再给他们平反。”

戴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,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。

蓝卫兵抓的第一个人,是个剃头匠。姓陈,在老城厢摆了三十年剃头摊子,人缘好,街坊邻居都认识。

他犯的事说起来不值一提——有客人来剃头,剃到一半聊起了蓝卫兵,客人说了一句“这帮穿蓝皮的跟红头阿三有什么区别。”剃头匠接了一句:“红头阿三好歹还管治安呢。”

第二天蓝卫兵就来了。四个人,穿着蓝制服,袖标扎得整整齐齐,站在剃头摊子前。

领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姓王,黄埔七期的,他站在剃头匠面前,从兜里掏出一张纸,念道:“陈某某,年五十三,老城厢王家弄三号。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,在剃头摊子上对客人说:‘蓝卫兵跟红头阿三差不多,还不如人家。’是不是你说的?”

剃头匠的脸白了。他记不清自己说过这话,但他知道,不管他说没说过,今天这关都过不去了。

剃头匠被带走了。他的剃头摊子被砸了。剃刀、推子、剪刀、镜子,全砸了。镜子的碎片散了一地,映着蓝卫兵的蓝制服,映着路边看热闹的人的脸,映着上海五月的天空——灰蒙蒙的,没有云,也没有太阳。

消息传出去,上海滩的茶馆、饭馆、弄堂口,一夜之间全安静了。

不是没人说话了,是说话的方式变了。以前两个人见面,问“吃了吗”。现在两个人见面,先左右看看,确定周围没有穿蓝制服的,然后把脑袋凑到一起,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:“听说了吗?剃头的老陈被抓了。”

另一个人点点头,不说话,用手指在桌上画了一个圈,又点了一个点。什么意思?不知道。但对方好像懂了。

这种对话方式很快在上海滩流行起来。人们发明了一套手势、暗语、眼神交流系统,用以在不被蓝卫兵发现的前提下传递信息。

比如,用食指和中指比一个“二”,意思是“蓝卫兵来了”。用大拇指朝下指一下,意思是“反动”。用手掌在脖子上一抹,意思是“抓走了”。

蓝卫兵的第二波行动,是抄家。

名单上的第一个,是虹口一个姓周的商人。周老板开了两家纱厂,跟三菱商事有生意往来,每年从日本进口棉纱。

这本来不算什么事——上海滩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多了去了,吴铁城的市政府里都有人跟日本人吃饭。但周老板错就错在,他在一次饭局上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。他说的是:“李守愚算个什么东西,不就是大队长的一条狗。”

这话传到了李宇轩耳朵里。谁传的?不知道。

蓝卫兵有一千双眼睛、一千双耳朵,遍布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。饭馆、茶馆、澡堂、戏院、烟馆、赌场,都有蓝卫兵的线人。

他们不穿蓝制服,他们穿便装,混在人群里,听,看,记。听到什么,记在本子上。看到什么,记在本子上。记完了,交上去。交上去之后,自然有人处理。

周老板的处理方式是:抄家。

蓝卫兵去了四十个人,把周老板的纱厂围了。

不是抓人,是查封。查封的理由是“勾结日寇,资敌叛国”。四十个人冲进厂里,搬东西搬了整整一天。棉纱、机器、账本、现金、厂长办公室的红木桌椅、墙上挂的字画、桌上摆的瓷器,全搬走了。

周老板报了警,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来人了。但巡捕站在厂门口,看见蓝卫兵袖标上的“蓝卫”两个字,又看了看带队的人——那人正是李弥。李弥歪着脑袋,用那只被高帽压歪了还没完全正回来的脖子看着巡捕,说:“剿匪司令部的事,你们要管?”巡捕转身就走了。

当天晚上,李弥偷偷把周老板书房里那个纯金的镇纸揣进了自己兜里。后来被胡琏发现了,胡琏要分一半,两个人吵了半夜,最后决定把镇纸卖了,钱五个人平分。谢晋元没要,李弥就把他那一份拿去赌马了,输了个精光。

周老板的案子在上海滩引起了轩然大波。《申报》发了报道,标题是《虹口纱厂被封,沪商自危》。文章没有点名李宇轩,但字里行间全是刀。

李宇轩把报纸放在桌上,看了很久,然后把戴笠叫来,指着那篇报道说:“查。查谁写的。查谁让他发的。查谁在背后撑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