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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的商税,就是聋子的耳朵,摆设。

老爷子秉承的,是不干涉民间经济的政策。从建国开始,从没有过系统的,完整的征收方案。

天朝的事,一旦变成了常例,就再难挽回。

张善有了朱允熥的引导,思绪变得顺畅了许多,开口说道,“臣在杭州,看到了许多弊端。商贾靠着商业豪富,但是却对国家毫无益处。”

“仅杭州一地,织造机近万张,其他大小织造坊不计其数。开设织造坊,只需官府一纸文书即可。前朝大宋年间,民间织造局需向朝廷缴纳钱财,方可开设。而后每年,按规模大小,缴纳赋税!”

“商铺之税,也是如此。江南商铺何止万间,日进斗金,却分文赋税没有。”

“路上运送的货物,只须一张通关文书。官府不会细查,商人报假,使得赋税白白流失!”

“臣粗略算算,已是惊天之数,数倍于田亩。”

“国朝对外用兵,依仗的不过是一年千万的两淮盐税。若是有商税,何必年年拮据?有了商税,朝廷富足,可养万民。兴修水利,开垦农田,易如反掌。”

“取之于商,用之于民,合乎天理!”

“征商税,其实对商人也有好处。大明有律法,商人凭借税票进出城池,买卖货物,也不必再和官员串通一气。臣不敢保杜绝官商勾结,但起码有了商税,官员少了随便伸手的理由。”

“而且商税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臣斗胆狂言,不收商税本是陛下的德政。但长此以往,国家蒙受损失。再者,织造之业,由来已久。朝廷不能因为怕百姓受盘剥而禁之,否则于国于民更加不利。”

“两害相权,取其轻。唯有收取商税,朝廷亦得利,才能更好的抚育百姓!”

张善一口气说了许多,老爷子陷入沉思。

经济是个辩证题,不是选择题。就算是选择题,也是一道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。

资本都是带血的,发展生产力也从没有一蹴而就,顺风顺水的。

良久之后,老爷子淡淡的说道,“你先出去!”

“嗯?”张善似乎没听懂,疑惑一下,不过赶紧行礼,缓缓退下。

殿中,只剩下祖孙二人。

“又是你的主意?”老爷子靠在龙椅上,两手交叉放在小腹上,笑问。

朱允熥站起身,笑着行礼,“不瞒皇爷爷,是孙儿的主意,不过也不尽然都是孙儿的主意。”

说着,又笑道,“就像张善说的,朝廷不能坐视商税这么一个大进项而不顾。天下田亩是有数的,再怎么开垦也是那么多。土地兼并,咱们也控制不了。若再有个天灾,光靠农税,这么大一份家业,难以维持!”

“商税取之不尽,除了内陆的商税之外,还可以在海关收税。孙儿看了户部的存档,前朝南宋末年朝不保夕之时,每年海关的税收都高达两百多万两。”

“大宋时的银子,可比咱们大明值钱呀!一年几百万,十年就是几千万。若皇爷爷从即位时开始收取,当真就是数以亿计了。”

“江南之税若不收,国家财政收入就会陷入死循环!商人们富得流油,和官员串通一气。而国家越来越贫,长此以往怕是要祸事。”

“税收是富国强兵的百年大计,咱爷俩现在不收,以后成了常例,怕是有人拿什么祖宗家法说事。一旦国家有波折,商税上收不到,只能还再百姓身上收。”

“孙儿说句大不敬的话,真到那步,百姓是要拼命的呀!”

不是朱允熥故意骇人听闻,而是原本时空的历史走向就是如此。一些人总说什么明朝末年是因为小冰河的天灾,才导致国家灭亡。

其实大明之亡就是没钱,国家在江南繁华之地收不上来税,每年巨大的军费开支,要转嫁到百姓身上。百姓哪有钱,被国家盘剥数十年,早就是油尽灯枯了。即便如此,强收来的钱连辽镇的军饷都不够。

兵无战力,民无余粮,内忧外困只有死路。

老爷子把手枕在脑后,换了个姿势,叹息一声,“你能看到这些,咱很欣慰。收税这事,以前你爹也提过,他和胡惟庸撺掇着收取商税。可是朝中,刘伯温等江南官员,拼死反对,这事也就慢慢搁置了!”

“咱不是不知道收税的好处,可有些事不是咱想,就能办到的,轻税只是当初的权宜之计。”说着,老爷子一声叹息,“钱字,归根到底是政治。打天下靠狠,坐天下要怀柔,难呐!”

政治是经济的延伸,大明两大派系,一为淮人,一为浙东官僚集团。当初为了权力,双方争斗得不可开交。浙人深知,钱权之益。淮人则视浙人为心腹大患,处处打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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