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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面的时候,必须向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,请求收回成命。

“舅妈说了,您以后就要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做事了,这是一个能够发挥大作用的岗位,是组织内其他同志无法替代的优势。”

听到这句话,杨崇古沉默了。

感到了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,更感到了肩膀上担负的责任,如同泰山一般沉重。

是的,经过1934年、1935年血的洗礼,组织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,早已支离破碎,一蹶不振了。

所有这些,都是拜于复兴社特务处和党务调查处同行们所赐。

更是拜于组织上那些信仰不坚定的叛徒所赐。

也是拜于组织情报结构上的不合理,耳目不聪。

沉痛反思之下,终于找到了致命的原因。

组织在安插和渗透到敌方阵营的工作成果,太微乎其微了。

在敌人关键的部门,关键的岗位,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同志。

每当厄运来临时,组织无法得到有效预警,无法得知敌人的围捕方案,只能是被动挨打,损失惨重……

可喜的是,组织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短板。

指示方汉洲重建沪市的情报网,优化组织结构,精心物色人员,稳步布一个大局,强化敌方阵营的渗透工作。

而自己就是其中有幸的一员。

“水根,接下来你具体的掩护身份是什么?是做这个吗?”

水根回头一笑,说道:“不是这个,是鞋摊。”

“这个车子是我从老乡那里临时借来执行任务用的。”

“他生病在家躺着,车子也闲着没有收入,怪可怜的,我就给了他几块钱,说我的鞋摊最近生意不太好,临时拉车赚一些快钱,其实用来接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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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谢谢你,水根。”

杨崇古眼睛模糊了起来,心里暖暖的。

“鞋摊我已经选好了,就在程记钟表店对面,你在二楼住着的时候,从窗户里一眼就能看见我。”

这个方法非常好,两个人视野上互补盲区,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。

相互照应,暗中提醒。

“那下雨了怎么办?”

杨崇古想到了极端天气的情况。

“您还不知道吧,在对面新开了一家“福客来”酒楼,是原来住家户搬走了出让改的,正好与钟表店对门,经营着川菜,生意火着呢。”

“我已经与饭店里的徐老板协商过了,每个月给他五元法币,我的鞋摊就摆在饭店门前的屋檐下,下雨下雪了都不怕的。”

杨崇古暗暗赞许水根想的周到。

但是,心里还是暗暗担心着,马路的对面突然来了一个鞋摊,会不会引起有心人的怀疑?

杨崇古的默不作声,水根似乎猜到了他的担忧。

接着说道:“杨先生,您不用担心,原来的位置就有一个老头在摆鞋摊,后来他要回乡下老家颐养天年,我得知后就盘下了鞋摊子。”

“况且我想了,谁不想在饭店门口摆一个鞋摊啊,客人多保准能赚大钱。”

水根的安排合情合理,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掩护身份。

合情合理是做特工的必备素质,也是最难得的一种境界。

杨崇古替水根的担心,显得有些多余了。

想到这里,他竟然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水根,你做的对,是我多虑了。”

“杨先生您太客气了,舅妈总是在我面前夸赞您,说您思维缜密,走一步路要先看前面的三步有没有陷阱。”

杨崇古会心一笑,说道:“你被骗了,我可不是神仙,就是一个普通人,那是方先生在抬举我。”

水根回头憨憨一笑,回道:“不管怎样,我就觉得杨先生很厉害。”

杨崇古没有沉浸在水根的崇拜之中不能自拔,而是有了一种想法。

一种与水根互动的想法。

水根的考虑已经很周到细致了,但是遇到突发情况时,两人该如何相互暗示和面对?

这是必须要事先约定好的。

“水根,你我既然做了搭档,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约定,在紧急关头或许就能派上大用场。”

水根很干脆,说道:“杨先生,我是您的手下,您怎么安排,我就怎么做。”

“你的鞋摊上要常备我的一双鞋子,平时我不会过去取,只有你感觉到了危险,或者你发现我身后有‘尾巴’,你就拦住我,或者上楼来给我送鞋子。”

“这个办法好。”

“还有……如果我在楼上受困不方便出来,就会在窗户上摆放一盆红玫瑰,你还是上来给我送鞋子。”

“如果我发觉有人盯上你,我就会在窗户上摆放一盆白玫瑰,你就收摊往对面的巷子里深处走,我会跟在后面帮你除掉‘尾巴’。”

“杨先生,最后一条我不同意。”

水根断然否决。

“我的任务就是保护您,哪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应该做的,可您千万别因为我而暴露了身份。”

“我们是生死搭档,你必须听我的,这是命令!”

杨崇古试图说服水根。

“那也不行!”

水根的态度依然坚决。

“您的官没有舅妈大,舅妈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,我的生死不重要,重要的是您不能有任何闪失。”

“路”已经被水根堵掉,杨崇古只能回走,再想规劝,也就显得自己太婆婆妈妈了。

水根是直肠子,自己就不能一根筋到底了了。

杨崇古想了想,索性就岔开话题。

“那好我就听你的……不过,下面的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。”

水根嘴巴动了动,但,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。

“你平时就待在鞋摊上,不要跟着我。”

“我不跟着您,怎么才能保证您的安全啊?”

“你一个修鞋的,老是跟着我还像是修鞋的吗?你就不怕被敌人察觉?”

“那我……我……就听您的,不过您自己要小心一点。”

水根支吾着,急的脖子都红粗了起来。

脸上的汗珠接着就哗哗地往下流淌着。

“遵命,我的水根同志。”

杨崇古轻快地回答道,调节着尴尬的气氛。

……

程记钟表店到了。

水根稳稳地停住脚步,用汗巾擦拭脸上的汗珠。

“两块钱。”

杨崇古从口袋中掏出五元法币,塞给了水根。

微笑说道:“不用找了。”

“谢谢老板,谢谢老板,您是大好人。”

水根鞠躬感谢,有模有样。

杨崇古放下行李箱,站在门口打量着久违的两层西式小洋楼。

这两层小楼,是父亲年少时候,和母亲一同从乡下到沪市打拼一生所积攒下来的财富。

年老了,身体不行了,二老才再次回到江山县乡下颐养天年。

留下了这栋楼和孤独伶仃的儿子,一人在上海继续打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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睹物思人。

杨崇古思绪万千,翻江倒海,此时最想念的是父亲、母亲。

已经有五年没有相见了,除了在法国发出电报问候一声外,再也没有彼此之间的书信来往。

二老身体还好吗?

妹妹杨崇今也该长大了吧?

杨崇古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思念,眼睛再次湿润了起来。

“是小杨少爷吧?你回来了?”

钟表店老板程顺义,手推着鼻梁上的老花镜有些惊喜地上来问候。

“程叔叔您身体还好吗?”

杨崇古擦了擦眼睛,上前几步紧紧握住程顺义的双手。

“身体好着呢,就是眼睛越来越不中用咯。”

程顺义微微轻叹。

“杨哥哥好!”

一个半大小子从店里猛然跑了出来,灿漾着笑脸,站在程顺义的身边,搓着双手,略显拘谨。

“呦,程宝又长高了不少。”

杨崇古腾出左手,轻抚着程宝的脑袋瓜子,灿笑道。

程宝是程顺义的幺儿子,待在身边打打下手,帮忙打理店内的一切杂务。

父子俩接手并经营着这个钟表店,生意上一直还算不错。

钟表店原来是属于杨家的,程顺义是店里的学徒。

因杨崇古志不在此,杨家就把一楼的店面盘给了程家。

二楼和后面的院子里的偏屋留着给杨崇古生活。

院子有单独的小门,便于出入,不打扰前面门店的生意。

程家接手之后,后面隔了套间,做生活上使用,前面留做修理钟表门面。

然后,摘掉旧牌子,换上自己的程记招牌,按年交付房租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