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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明朝废除中书省和宰相,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百司职务,君主集权扩大,君意即国意。↖,

但实际上,自朱元璋和朱棣之后,明朝皇帝都属于很懒的那种,让皇帝行宰相之职,批阅上呈的所有奏本,作出答复,根本就不现实。于是成祖朱棣设立的内阁制度,成为对君权的一种很好的补充。

明朝以前,宰相拥有决策权、议政权和行政权,设立内阁后,永乐皇帝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,议政权分给内阁,行政权分给六部。地方上则分三司,分管司法、军事、行政,直接对六部负责。

明宣宗朱瞻基时期,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: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,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,都由通政使司汇总,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,再交到内阁,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,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,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。

明代宗朱祁钰在位期间,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,自此之后,诰敕房、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,六部承奉意旨,内阁权力更大。

随后的天顺、正统年间,内阁实际上已经掌管六部,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。

在此期间,内阁大学士的票拟,十有**会为皇帝采纳,就算偶有驳回,在经过修改之后还是能秉承上意,获得施行。

皇帝直接决定的奏本少之又少,即便在当前号称盛世的弘治朝,也是如此。

眼下的内阁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和谢迁,“……三人同心辅政,竭情尽虑,知无不言。初或有从有不从。既乃益见信,所奏请无不纳,呼为先生而不名”。

皇帝平日遇事不决,均与三人商议,甚至不称名字,直接以“先生”相称。更是对三人赏赐蟒衣,对三人隆宠可见一斑。

这次弘治皇帝钦命李东阳勘察礼部会试鬻题案,李东阳很懂得把握弘治皇帝的心态,也懂得如何平息舆论。

士子们不过是受了一些人挑拨,要跟朝廷闹,说什么程敏政鬻题给唐寅、徐经,这事儿好办,我把本取了贡士的唐寅和徐经给刷下去,说他二人并不在录取之列。所谓鬻题就是空穴来风。

不过谢迁知道后,对此却有不同看法:“……宾之如此,怕是才非所用,国无栋梁。”

都穆因为成为鬻题案的目击证人,就递补了唐寅和徐经的贡士位,为朝廷所用,而如今徐经、唐寅牵扯鬻题案尚且查无实证,就未审先判。本不合朝廷的法度。

不过刘健对于李东阳的决定却很支持。刘健比李东阳、谢迁年长十几岁,求的是一个政局平稳。既然李东阳的方法能很快平息舆论,刘健自然选择无条件支持。

至于实情如何,似乎已不太重要。

三月初二,礼部会试放榜,李东阳在开卷后又经过几天调查,准备于三月初七上奏弘治皇帝。将此案的调查处理意见上报,连奏折他都已经写好了:

“日前给事中华昹劾学士程敏政,私漏题目于徐经、唐寅,礼部移文,臣等重加翻阅去取。其时考校已定,按弥封号,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,有同考官批语可验。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,连日再阅,定取正榜三百卷,会外帘比号拆名。今事已竣,谨具以闻。”

在李东阳看来,程敏政是否鬻题已不重要,重点是要向天下人表明,就算鬻题案真的发生,也未影响到这次礼部会试的公正性,因为徐经和唐寅都没录取,既如此士子还闹个什么劲儿?

还是老老实实回乡备考,等三年以后再来吧!

可就在三月初二放榜结束后的这几天,舆论又开始把鬻题案往新科会元沈溪身上牵扯,认为鬻题案真正的获益者不是徐经和唐寅,而是沈溪。否则以那些饱学几十年的儒者都对“四子造诣”考题无法作答,他一个年轻后生如何能做的出来?

结果才几天,到两人三月初五,言官风闻言事的奏本已传到了内阁。

棘手,真的是很棘手。

李东阳把自己已经拟好的奏本拿出来,给刘健和谢迁二人看过,再将言官上呈的几份奏本依次排列开来。

奏本的调子基本一致,认为朝廷取士不公,居然令年少如福建沈溪这样的狂妄后生录取,而令那些真正饱学之士榜上无名,虽然沈溪并未亲自去拜见过程敏政,但有人把福建众多举子去拜见程敏政的事拿出来说,同时也指出,或者是这些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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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这些人将泄露的考题告知于沈溪,让沈溪提前有所准备。

“宾之怎么看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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