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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祐樘借着制诰问询众大臣关于礼部会试鬻题案的处理结果。

眼前文华殿内,七卿中除了礼部尚书徐琼外,其他人都来了,朱祐樘趁机问他们处理意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可真正就事论事,关于礼部会试鬻题案,只需要给天下士子一个交待即可,因而才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将唐寅和徐经下狱。

可按照法理来说,要治谁的罪,应该是先有人证、物证,随后才能问罪,现在仅仅根据都穆的诬陷之言,加上华昹的一份奏本,就匆忙将唐寅、徐经下狱拷问,本身就与法理不合。众大臣难免会想:“你白昂堂堂刑部尚书,应该劝陛下依法办事,怎能为了片面强调正法纪,而令无辜之人受屈?”

在明朝,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作为三司衙门,负责大小案件的定谳,可如今唐寅、徐经和华昹所下的并非三司衙门,而是诏狱,就算是在场高高在上的大臣,也都对大明朝的诏狱有所忌惮。

如今唐寅和徐经尚未被定罪,但只要进了诏狱,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?

按照白昂的意思,无论是谁,只要跟这案子有关,不管有罪没罪先拿下再说,虽然有些不合情理,但却是让天子士子闭嘴的最好办法,这符合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,舆论指向谁我拿谁,这样舆论自然就会平息,朝廷也就安稳了。

在白昂的意见说出后,在场许多大臣都站在白昂一边,尤其是大理寺卿王轼和左都御史闵圭,同为三司衙门的负责人,在一些大小案件上他们基本保持步调一致,更何况白昂主张的“正法纪”听起来总是没错的。

朱祐樘点头,却略微思索,他显然也在考虑是否重新排定新科贡士的名次,甚至将新科会试会元给刷下来。用别人顶替。

但此时几个翰林学士不干了。

弘治皇帝让同为翰林学士的程敏政主考,外间传说他泄题,可到如今没丝毫证据,就要以“正法纪”为由将他下狱问罪。那以后若是我们也当主考官,稍微出个难题,舆论也指责我们鬻题,那是否朝廷就要被牵着鼻子走,也将我们下狱拷问一番?

程敏政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。都有建树,在鬻题案发生前,程敏政在众多翰林学士中属于人缘特别好的那一种,天下间的名士也都对程敏政恭敬有加。

而在鬻题案发生后,朝廷里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次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,只因为程敏政出了一道难题,便被有心人攻击利用。试想,连程敏政都是无辜的,那唐寅、徐经就更无辜了,更别说一个从来都没有跟程敏政接触过的会试会元沈溪。

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焦芳率先站了出来。为此次鬻题案涉案之人说话,行礼道:“陛下,臣以为鬻题案应从镇抚司移交刑部彻查,待事情查明之后再行定谳。至于所录之贡士,若查与此案有关,一律不得姑息;若查无实证,也不能大开谳狱,否则律法无存,人心难服。”

随着焦芳说话,先是李杰和王鏊站在了他这一边。随后工部尚书徐贯附议。

如此一来,一边是三票,另一边则是四票。

朱祐樘抬头看了看,作为皇帝。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,可自从他当皇帝以来,被朝臣钳制得很严重,很多时候他感到力不从心时,都把事情交给大臣处理,与其说弘治中兴最大的功臣是朱祐樘。倒不如说是他重用的内外名臣,内有内阁铁三角,外有弘治三君子,正是因为这些人,才令弘治一朝欣欣向荣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其实内阁大学士的意见最重要,到底是继续彻查,还是将所有案犯下狱拷问,只要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三人表态,别人基本不会再有什么意见。可这三位也很清楚自己身处位置,一个不好就左右皇帝的意志,他们的决定甚至影响到鬻题案最终能否被定案。
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三位内阁大学士选择了不表态。

朱祐樘没有勉强,他继而看向马文升等人,想知道这些人的立场如何。

此时除了七个已经表态的,还有三个倾向不明的大学士,剩下没发表意见的只有屠滽、马文升、周经和元守直四人。

这其中,自然以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屠滽意见最为重要,除了内阁大学士之外,他在六部中属于绝对的一把手,他的一票甚至能顶别人两票。

而四人中,元守直的意见属于最次的,他的官职最低,而他本身挂礼部左侍郎职,跟鬻题案多少有些牵扯,保持沉默才是最佳选择。

一头一尾都不便发表意见,其实现在要听的就是马文升和周经的意思,而周经这个人,又属于中庸派的代表,基本哪边人多他支持哪边,属于典型的墙头草,因此最关键的一票,落到了兵部尚书马文升头上。

马文升在西北领兵多年,朝野声望卓著,论对弘治朝的贡献,他丝毫不比内阁铁三角逊色,内阁铁三角再强,也只是代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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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代天子票拟,行的是政令,而马文升则属于具体负责执行之人,没有他,西北如何平定?外夷如何不敢入侵?天下如何安稳?

所有人都看向马文升,只见马文升拿着笏板走出来,恭敬行礼:“臣以为,若无实证而大开谳狱,只会令士子心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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