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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遥遥的日记(上):1979年8月12日,巴黎,天气晴

没想到我还有机会来到法国。1979年的法国戛纳,飞机抵达时已是晚上八点,我们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改乘巴士,直奔戛纳电影节。

我们此行带着为国争光的任务,随行人员却少得可怜:导演,我,翻译,一个当地向导,谢昭(导演帮他弄了一张工作证)。

电影节上星光璀璨,纸醉金迷,我仿佛回到了从前(这行被涂黑),这里有本世纪最著名的电影明星,可惜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没倒过来的时差让我头晕脑胀,全程只得微笑点头。

《迢迢》得了好几个奖项,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此殊荣。

我们中国人的座位被安排在靠后的角落里,宣布获奖名单时,那些傲慢的,衣冠楚楚的西方人全都回头望着我们。

导演和翻译都激动得哭了,我也有些激动,跟谢昭紧紧握着手,心里更多的是扬眉吐气。我上台领了奖,用英文致辞,没说稿子上的套话,反正国内也看不到。

电影节结束后有一场酒会。有几位说英文的导演跟荣导攀谈,我只好在一旁充当翻译,顺便用余光盯着谢昭。穿着西装的谢昭很英俊,有许多人上去跟他攀谈,有男有女。

有个穿红裙子的金发女郎跟他**,他还摸了人家的腰!我记得那个金发女郎的电影没得奖,心里有点儿幸灾乐祸(这行被涂黑)。

事后谢昭死不承认,他说是那位金发女郎不小心跌倒,他为了表现中国人民友好的形象才出手相助。相反的,刚才酒会上我一直在对那些男人笑,全场男人都在盯着我看,有一个年纪足以当我爷爷的老流氓还吻了我的手背!

我跟谢昭都有点儿生对方的气。我们互相瞪着的时候,有个外国记者捧着相机过来,他分不清东方人的长相,以为谢昭就是《迢迢》里的军官。

谢昭要解释,我拉着他去了外面的沙滩,让记者为我们拍了几张照片。那几张照片拍得很好看,谢昭衣冠楚楚,看上去有种陌生的高贵感。

跟我从前的理想型一模一样。

不过他穿着背心军裤在院子种菜的时候,我也一样喜欢。哎,我的审美被谢昭带土了。

我们是公费出国,原本当夜就要登机回国,荣导有点儿事要在巴黎耽搁一下,我和谢昭意外获得了一天一夜的假期。

我们跟着导演去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,买了些纪念品。在我的明示暗示下,谢昭终于甩开导演,带着我独自跑了。

落日余晖中的巴黎显露出迷人的一面。1979年的巴黎与未来并无多大不同,优雅与脏乱并存,只是少了许多现代化设施,人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松弛而优雅的气质。

香榭丽舍的小道上有许多精致典雅的小店,橱窗里的衣服让我流连忘返,我甚至买到了一个五十年代的香奈儿手包!要是小绯在,我们一定能产生巨大的共鸣。可惜我身边是完全不懂时髦为何物的谢昭,好在他付钱爽快又安静。

直到那个金发碧眼的女郎跟谢昭搭讪之前,我的购物兴致都很高昂。我用法语冲那女郎宣示了我对谢昭的主权,并亮了亮钻戒。她惋惜地摊了摊手,对我道了歉。

谢昭问我那女郎说了什么,我说她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。谢昭于是也很气愤,连再见都没有对她说。

我们走到街上时,那女郎还隔着玻璃橱窗看谢昭。我气不打一处来,拉着谢昭就吻了上去。

只亲了一下,谢昭拉起我就跑,他说怕我因为流氓罪被抓起来。我哭笑不得,让他看看街上。巴黎街头随处可见亲热的恋人们,情至浓时无所顾忌。

我跟谢昭终于做了一件想了很久的事:在街上接吻。街边有流浪汉冲我们吹口哨,善意地笑,用法语夸我们是漂亮的一对。

在西方人眼里,长得好看的东方人都可以称为“漂亮”,哪怕是谢昭这种身高接近一米九的硬汉。

我没敢跟谢昭翻译这个词,否则他说不定会收回给送给流浪汉的钞票。谢昭给的面额挺大,因为那流浪汉带了一条狗。

我们一路牵着手,又吻了两次。我不得不提醒谢昭,在巴黎街头可以接吻,吻得过火了也会被抓起来的。

我带谢昭找了家很有名的露天咖啡厅吃东西,他一点品味也没有,吃黄油法棍三明治配啤酒。我给他尝了尝我的马卡龙,他只有一个字:齁。

我给他解释了马卡龙的意思:少女的□□。他立刻打包了一盒,表示要回旅店对比一下。

这个人,读了大学也仍然摆脱不了低级的趣味……

“妹妹,你又在日记里抹黑我。”耳边冷不丁响起低沉磁性的嗓音。

程遥遥吓了一跳,忙捂住日记本:“谢昭,你干嘛偷看我写日记?”

“没偷看,走过来就看见了。”谢昭围着旅店的浴巾,精壮胸肌上滚动水珠,从背后覆上程遥遥,“我低级趣味?”

“……”程遥遥含水的眼眸往边上看,心虚道:“你不是吗?”

“我是。”谢昭低笑一声,胸膛轻轻震动,很迷人的嗓音:“妹妹说得对。现在,我来验证你的话……”

陌生的国度,古旧的小旅店,临街的窗外是路灯昏黄的光与偶尔的车笛声,给人一种迷乱与放纵感。

程遥遥跟谢昭犹如一对私奔的小情侣,在这陌生的小旅店里一晌贪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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